马克思恩格斯在进行写作时,特别注意“用明白易懂的语言”“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从而引导群众成为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的力量”。
1843年初,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对普鲁士封建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呼吁保护贫苦群众的利益。为此,他收集和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到摩塞尔河沿岸农村实地调查。马克思认为,报刊应该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因此,马克思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反映人民的呼声。
在担任《莱茵报》主编后,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提出建议:“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当时一些人写稿件时,调子唱得很高,内容空洞无物。对这些稿件,马克思毫不犹豫地淘汰,坚持了报纸的革命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脱离实际、远离生活、抽象空洞的宣传,将其形容为“沙漠中的布道者”。对于青年黑格尔派脱离现实政治斗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哲学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哲学思想是时代和群众的产物。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1844年,鲍威尔兄弟创办了《文学报》,但普通人根本看不明白该报那些晦涩的文字。马克思恩格斯嘲讽这种语言风格装腔作势,认为这样写文章的人是在利用难懂的语言来显得自己高深有学问,其实根本没有真才实学,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宣传,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宣传对象的具体情况。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为了扩大宣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莫斯特写了一本宣传小册子。马克思认为,这个小册子是给另一类读者看的,这些读者没有兴趣也看不懂《资本论》的学术语言。为此,马克思不惜花费很大的功夫逐句修改,甚至成段地改写,然后念给身边的普通工人听,直到他们听懂了,才同意发行。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887年,美国工人运动重新兴起。一些人纷纷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原样翻译出版。恩格斯认为,美国工人刚刚投入运动,还没有完全成熟,在理论方面比较落后,应当从具体实际出发,用新的著作来进行宣传。有人提出要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作为小册子在美国印刷发行。恩格斯认为,这是一本纯学术性的著作,如果要用作宣传的话,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做些修改,最大程度上适应宣传对象的具体情况。
修改后的《反杜林论》,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论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反杜林论》同《共产党宣言》一样,是一部独立的通俗著作,在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成为“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风的重视,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传播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也是一部依靠宣传思想工作吸引群众、启发群众、动员群众的历史。1920年春,陈望道完成《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工作,正是由于他对理论的准确把握、对语言的娴熟运用、对现实的深刻观察,实现了“在诗意中包含真理,在简洁中透视深刻,在形象思维中折射逻辑思维的光芒”。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大力提倡端正的党风、严谨的学风和新鲜活泼的文风,并历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正因为党八股危害极大,所以要打倒它,抛弃它,代之以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历史证明,文风端正,不仅能维护党的形象,也能提升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的吸引力、感召力、亲和力,促进党群关系和事业发展。
当今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历史性交汇,中国故事极其精彩壮丽,我们的正面宣传不缺好素材、好内容,但要把中国故事转化为中国精神、中国力量,需要有好的文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风问题,号召全党把改进文风列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大力纠正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我们必须打磨好马克思主义文风这把“利器”,写文章、作宣传,要自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自觉履行好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从而让理论更好地掌握群众,让群众更好地运用理论。(汪曦永)
(信息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