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年10月，马克思从波恩来到柏林。在柏林的知识界中，有一个叫作“博士俱乐部”的青年学者团体，其中的成员都是有学问、有独立见解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马克思研读了黑格尔的著作，结识了青年黑格尔派并参加他们组织的博士俱乐部活动。
但是，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马克思越来越发现自己同青年黑格尔派在政治立场上存在着重大分歧。马克思重视人的作用，认为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而青年黑格尔派轻视人民群众，反对人民群众的斗争，认为纯粹的思想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把人民群众说成是“非批判的”、消极被动的“群氓”“精神的敌人”。
当青年黑格尔派成员还沉醉于自我思辨不能自拔时，马克思已经走上街头、深入车间，全面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深切感受劳动人民的困苦。在《莱茵报》做编辑期间，马克思发表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抨击普鲁士政府将农民在森林捡拾枯枝归为盗窃这一不合理判决，声明：“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法，而且要求的不是地方性的习惯法，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法。”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的工人运动进入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时期。他们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新的纲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研究了各国的革命史，直接参加了许多工人团体的活动，并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在1844年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与此同时，作为马克思亲密战友的恩格斯也“放弃了资产阶级的社交活动和宴会、波尔图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恩格斯指出：“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对于工人们的状况，恩格斯不满足于阅读各种文件，而是长期深入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想要的不限于和这个课题有关的纯粹抽象的知识，我很想在你们的家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而进行的斗争。”他还结识了一批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的领袖，密切关注和支持英国工人运动的开展。1845年，恩格斯通过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将他们的理论研究称为“人的科学”。1845年，他们发表了第一部合著《神圣家族》，深刻批判了将“群众”与“精神”绝对对立起来的谬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848年，他们在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信息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